12月17日，由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主办、湖北省农业规划设计研究院策划执行的第三届湖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大会在武汉举行。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受邀出席大会，以“产业变革——农业面临的新挑战”为题作报告。

刘奇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并详细解析了农业产业变革面临的六个方面的新挑战，对我们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如何助推乡村产业发展大有裨益。以下是他精彩的报告内容。

1.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走出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四大发展关系的陷阱，一个让世界瞠目的神话被中国人创造出来，一次次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生成新的动力源，这个新的动力源就是四台威力巨大的发动机。

第一台“发动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实施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问题。

第二台“发动机”是恢复高考。没有恢复高考的人才储备，我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1000多万名研究生（本科专科不计算在内），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各行各业人才的骨干力量。

第三台“发动机”是对外开放。我国的科学技术目前已经由跟跑、并跑，走向今天的领跑阶段，不少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刚刚发布的中科大潘建伟团队的九章量子计算机，只要花200秒就能处理好的事情，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要计算6亿年。这个研究成果领跑全世界。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引进人类300多年来人类工业文明的积累，我们许多方面都要从基础研究做起，那么我们今天与世界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当然，我们通过对外开放把许多技术成果引进来弯道超车，不需要从零起步，但许多方面我们还需要努力，比如芯片是近几年我国烧钱最多的进口商品。

第四台“发动机”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贡献可以用“56789”几个数字来概括，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可见，民营经济对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认为它是第四台威力巨大的发动机。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国务院又打造了一台新的“发动机”，那就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绝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乡村振兴这台发动机，不光能推进农业农村发展，还将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拉开中国历史的大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共出现了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是从1840年之后，中华民族江河日下、民不聊生，帝国主义都想来瓜分中国。那是一个向下的拐点，被称为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们又到了另一个拐点，就是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进乡村的变化。这是一个向上的拐点，被称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去看待乡村振兴这台新的“发动机”。

新中国的建立让我们结束了挨打时代，改革开放让我们结束了挨饿时代，今天我们又进入第三个时代，叫挨骂时代。因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引来了世界上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国家所谓“中国威胁论”等唱衰中国的论调。无论其他国家如何评论，中国的强大都是不可阻挡的。

今天我们党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关键就要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乡村振兴。所以，在我们党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宏大背景下，乡村振兴是关键战略。

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那就是城乡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就是乡村的不充分。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乡村振兴又是一个关键战略。

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讲过一段话：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的强富美与三农强富美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没有三农的强富美就没有中国的强富美，要建设强富美的中国，乡村振兴是关键战略。

我国在世界上享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而在有些人的观念里，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有上下高低中心边缘的分别。其实无论哪种文明形态都是平等并列的，并没有高下和中心边缘之分。其实，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就像一对夫妻，各有功能，谁也离不开谁，不要以为农业文明是一个落后的文明，那是不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要恢复农业文明，乡村振兴也是一个关键战略。

2.产业变革——中国农业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农业到了一个变革的关口，首先是要实现产业变革。不实现产业变革，我们的农业就不可能再上新台阶。我认为，农业的产业变革面临六个方面的新挑战。

一是要变革产业链。变革产业链就是要一二三产业融合。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或者说主要关注一产，过去有个说法，叫“东西少了办法多，东西多了办法少”。发达国家长期与“过剩”作斗争，而我们是长期与“不足”做斗争。而今天到了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与“过剩”作斗争的时候。怎么样与“过剩”作斗争，就是我们在一产上不仅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质”。我国农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服务业。美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1%多一点，但是美国做农业服务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占到了17%-20%，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农民背后有十几二十个人在为他服务。美国那么多人为农业服务，说明农业肯定是赚钱的。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破除过去那种谈农色变的观念，去探寻农业服务业这个富矿。

二是要变革生态链。变革生态链关键就在于改变只重开发植物、动物的“二物思维”，树立“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开发的“三物思维”。通过微生物分解还原，从根本上改变土壤性状，从而生产出绿色生态的有机产品，这就是生态循环农业。按国际标准，一亩优质土壤，应有16万条蚯蚓，300公斤的真菌细菌，5%-12%的有机质含量三个标准，没有这样的土壤质量就生产不出好的农产品。近代石油农业的发展，打破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循环链，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人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央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农产品质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适应市场需求。

第三个就是变革供应链。中国的农业和美国的农业不一样，美国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主要是卖钱，中国的农业主要解决的是我们自己的消费问题。中央提出的双循环，是农业最重要的事。内循环的建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本地化，即当地人首先消费本地的产品。因此，建立本地化的农业循环体系，才是切实解决供应链问题的一个好路径。疫情期间，美国许多城市由于供应链中断，买不到生活必需品，所以一些地方市民自发联络当地农场，开展农产品本地化运动。日本从90年代就出台了很多地产地销政策，就是鼓励建立一个内循环的途径。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把本地的供应链内循环体系建立起来。

四是变革组织链。我国有2.3亿小农户，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与农业现代化有机衔接，世界上比较成功的路子有两条：一条是西方“大农”。主要是通过各种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把农户和家庭农场组织起来，这条路对于我们国家的小农来说不太适合。因为一家一户只种十来亩地，如果要参加很多协会组织不划算。第二条路是东亚的小农，像日本、韩国，包括台湾。1947年日本制定了农协法，然后成立日本农协，包揽农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事务。这条路的制度设计在我国还是走不通。因此，我们必须要寻求第三条路，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推进农民的组织化。

五是要变革知识链。今天的农民，只懂种养技术，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已经成为一种产业的现代农业需要，他们必须具备多方面综合知识。“士农工商”是传统的社会职业分类，现代农民必须做到四种职业全能。“士”就是领导层要掌握的农业政策体系。“工”就是加工业，还要务工。传统农业主要卖初级产品，被叫做披头散发、赤身裸体、没名没姓、来历不明。所谓披头散发，就是不经整理，从地里拔出来就去卖；所谓赤身裸体，就是没有包装；所谓没名没姓，就是没注册、没品牌；来历不明就是不知道产地。这种局面不改变，农业是增值不了的。第二个就是务工。我们是小农，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农民还必须兼业，不兼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还要懂得务工知识。年轻人都知道有个词儿叫“斜杠青年”，今天的农民后面有十几二十个斜杠，从事了很多职业。再一个就是“商”，即商贸。农民对现代商贸也要有相应的知识，生产、设计、包装、加工、储运、线上线下怎么销售，怎么挤进产业链的后端都要知道。有专家测算，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利润率只占10%，而90%的利润都在后续环节，如果农民不知道怎么挤进后续环节，就很难取得好的收益。

最后一个是变革价值链。提升价值包括很多方面，我要特别提醒的是，要提升价值链，首先要关注的是消费群体的问题。消费群体分为大众消费、分众消费、小众消费和个性化消费几个层面。农产品要提升价值、打造价值链，必须要清楚它的消费对象是谁。现在农产品的营销要特别关注小众消费和个性化消费，就是要促使农产品向中高端消费群体发展。如果喂养一万元一头的土猪、五百元一只的土鸡、五元钱一个的鸡蛋，五十元一斤的大米，那么农民的收入马上就上去了。因此，要瞄准消费群体来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才能使农业的价值链提升起来。